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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二十年回忆
来源:时间:2018-11-21点击:241次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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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20年

李政道

                       

    最近,中国科学院路甬祥院长、白春礼副院长都对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的工作十分赞赏,给予很高的评价。甬祥院长指出,这个中心学术活动十分活跃,对推动多学科前沿交叉起了积极作用。甬祥院长等领导的关爱,使我和中心的各位同仁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和鞭策。促使我们回顾和总结一下20年来的工作,为使今后工作做得更好。

创立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的起因是,1986年夏,我在瑞士欧洲核子中心(CERN)访问, 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周光召先生正好也在那里访问。我们在讨论中谈到当时中国基础科学研究的情况,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严重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文革”后的中国,百废待兴,中国基础科研也处在复苏阶段。信息不畅,人才缺乏,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很差,严重阻碍了研究工作的开展。对这种状况,我们忧心忡忡,希望能有解决的办法。经过分析,我们觉得,要使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尽快赶上去,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做的事情很多,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是要让中国的学者能及时得到国际上基础科学研究的最新发展信息,得到从事前沿基础科学研究应有的鼓励。信息不畅,鼓励机制不力,是当时影响国内基础科学研究发展的重要因素。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时光召先生提出了一个设想,是否可以借助“世界实验室” 的一臂之力,给中国的基础科学,首先是物理科学的发展以促进。“世界实验室”(World Laboratory),也就是“国际科学文化中心”(Th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Scientific Culture),是由世界知名科学家狄拉克(Paul A.M. Dirac)、卡皮扎(Piotr Kapitza)和吉吉奇(Antonino Zichichi)倡议建立的国际非政府性的机构。1982年提出,不久就得到10,000名世界科学家的支持和联合国的承认。它由意大利政府出资,刚刚于1986年7月在日内瓦成立。“世界实验室”的任务之一,是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科学技术研究。光召和我设想,是否可以跟他们合作,在“世界实验室”的帮助下,在国内组建一个学术机构,来促進中国科学界与世界科学界的交流,加快最新信息的获得,建立相应的鼓励机制,促进基础科学研究的恢复以至快速发展。经过慎重的讨论,很快我们就达成了共识。于是,我提出建议,在中国也成立一个民间学术机构,来承担这一任务。它由中国科学院和“世界实验室”合作建立,任务是在中国创造一个具有世界水平的、不受行政和学术流派干涉,较宽松的、面向科学新发展的研究环境,资助国内科学家进行前沿性的基础研究,促进国内外研究机构和科学家之间的联系和交流,鼓励中国科学家在国内做出有世界水平的研究成果。我初步设想它的名称叫做“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China Center of Advanc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简称CCAST)。这个中心是“世界实验室” 的分支机构,受世界实验室和中国政府的双重资助。光召院长非常赞成我的想法,并提出由我出任该中心的主任,他担任副主任。随后,这项建议即得到了世界实验室的赞同;在中国,也得到了中国国家计委、中国科学院等部门的大力支持,并经小平先生及有关部门迅速批准,“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于当年,即1986年10月正式成立。与此同时,“中心”下面还成立了“凝聚态物理分中心”、“粒子物理及同步辐射分中心”、“天文及天体物理分中心”及“理论物理分中心”。后来,由于情况的变化,这几个“分中心”没能继续下去。1998年,中国科学院路甬祥院长也担任了中心的副主任。“中心”虽然是一个中外合作的民间学术组织,但是挂靠在中国科学院,一直得到中国科学院的大力支持。

“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的成立,在八十年代的中国科技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科研人员热情欢迎“中心”的成立,对它寄以厚望。二十年来,“中心”本着建立时所确定的方针,在沟通信息、资助研究、加强交流等方面,尤其在建立十分宽松的学术环境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使各种学术观点不受行政和学术流派的影响,得以充分的展示,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显示了强大的活力。许多科学研究人员和科研单位,从不断举行的高水平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得到了最新的科研信息,很大地开阔了自己的眼界,促进了自己的研究工作;在不断举行的国内学术研讨会上,展示和交流了众多的科研成果,推动了有关领域的科学研究;很多科研人员作为中心的研究成员和协联成员,从“中心”得到了可以自主掌握使用的研究经费和资助,很大地改善了研究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二十年的路程,说明“中心”的工作完全符合成立时给自己规定的任务,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下面我想谈一谈二十年来“中心”在几个主要方面所做的工作。 

“中心”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举办各种国际学术研讨会,增加国内学术界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增强对世界科学研究前沿的了解。当时,国内有关学术界对国际上的科研动态缺乏了解。一般说来,过去在国内举行的学术报告会,都是由大家去报告自己的研究成果。由于会议时间的限制,每人只能有15到30分钟的报告时间,听众往往得益不多,特别是刚进入有关领域的年轻的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更是难以得到较全面的信息。我觉得,为了使学术研讨会能更好地起到信息交流从而达到培养国内青年人才的目的,“中心”举办的学术研讨会应不同于过去。每次研讨会应选择当前物理学或其他学科的最前沿的课题,邀请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就该专题做专题报告。会议应安排充分的时间让报告者把问题讲透,从问题的提出到现状、报告者本人当前的工作,一直到发展前景。报告人应特别指出当前在该课题研究中存在的困难以及如何克服的设想等等。这样,参加听讲者就可以对此课题有比较深入、全面的了解,知道别人已经做过的工作以及现在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从而知道将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同时,要给参加者以充分的讨论时间,进行会上和会下的充分的自由交流和讨论,让参加者与报告人有密切接触的机会,以便互相认识,建立联系,进行交流。这样就可能帮助会议参加者较快地进入某一领域,迅速地走到该课题的前沿,较快地做出领先水平的工作。

考虑到研究生、博士后等类青年科学工作者以及部分会议参加人,在到北京参加研讨会的经费上存在困难,“中心”为他们均提供了旅费和免费的住宿。这样做,受到了与会者的欢迎。

在选题上,每次国际学术研讨会,都是由我亲自来做。所选的专题,力求是当时在物理学和其他学科最前沿的重大课题。会议时间一般确定为7至14天。来会议做报告的学者,同样由我提名,力求邀请世界上在该专题领域内第一线工作的最有成就的学者,7至15位。报告一般至少做三次,每次至少一小时。我并向报告人提出要求,希望报告的内容包括该专题研究开始的状况,后来的发展,一直到现状和发展前景。特别希望指出当前进展中存在的困难以及克服困难的设想等等。这样,参加听讲者可以对此专题有一较全面和深入的了解,知道别人已经做过的工作、现在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以及将要做什么工作。还要求被邀请的报告者,在长达两周的会议期间,自始至终参加会议,与研讨会参加者们密切接触。会议还特别安排了充分的会下讨论时间。以便国内的参加者可以有机会跟他们认识,深入单独地讨论问题,会议之后可以继续联系、请教。这样就可能帮助参加者较快地进入这一领域,走到前沿,与国际上正在第一线工作的第一流学者建立联系,较快地做出高水平的工作。

二十年来,“中心”一共举办了18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参加人数约2000人。在国际一流学术刊物共发表的论文3991篇,出版国际学术论文集12集。下面我举几次会议作为例子来说明“中心”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特点。

1987年,“中心”成立后的第二年,举办了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一次是《用于格点规范理论研究的平行处理器》国际学术研讨会,主要讨论一种高速超级计算机,它是用于格点规范理论研究的,是由多个处理器以平行工作方式构成的,研讨会的目的是把这种每秒运行万亿次的超级计算机介绍给中国学者。当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正在研制这样一台计算机。由于我是这一项目的负责人,十分希望中国学者能吸取国际上研制这类计算机的经验,也能研制一台,尽快赶上国际先进水平。“世界实验室”支持我的想法,同意提供这一项目的经费。我还请高能物理所所长叶铭汉先生帮助开列了研制所需的仪器设备清单,提出预算。但后来因1989年国际形势发生变化,没有能得到经费,这一项目未能实现。

另一次是《粲物理》国际学术研讨会。当时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接近完成,如何在上面开展好实验物理工作迫在眉睫。对撞机是中国建造的第一台高能加速器,它的能区在当时具有很强的竞争性,但机不可失,时不我待,一定要抓住时机做好物理实验。于是我们决定及时召开一次粲物理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建议邀请了国际上多位粲物理的实验学者和理论学者来中国参加会议,对在中国北京谱仪上要进行的实验,做了深入的研讨。这一研讨会开的非常及时,国外学者所做的报告使与会者进一步了解了粲物理的现状,对后来在北京谱仪上开展实验物理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1988年举办了三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一次是《两维强耦合电子系统》国际学术研讨会。当时高温超导的研究正在蓬勃发展,这次研讨会介绍了国际上高温超导基础理论和实验研究的情况,是一次重要学术会议。另一次是《同步辐射的应用》国际学术研讨会。鉴于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成,它的同步辐射光束线也将出光运行。当时,对于中国大多数学者,同步辐射的应用还是新事物。举行这次研讨会就是为了发动广大学者来使用这一非常有用的实验手段。这次的研讨会又是一次非常及时的学术会议。另一次是《粒子物理与宇宙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由于暗物质和暗能量的发现,人们愈来愈认识到粒子物理与宇宙天体的重要关系。这次学术研讨会在学术交流上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随着凝聚态物理的多方面的发展,“中心”又在1991年举办了《表面物理》,1992年举办了《低维凝聚态物理的前沿》,1994年举办了《高温超导和C60》等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些研讨会的主题都是那时国际科学研究的前沿,对国内有关研究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1994年中国在亚洲首先实现了自由电子激光,“中心”在1995年举办了《自由电子激光的发展和应用》国际学术研讨会,推进了国内有关自由电子激光的应用研究。

为了使青年学者,特别使研究生在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中能得到益处,我特别设计设立了2至3天的“会前预备班”,请国内学者在即将举行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前,讲授有关的基础知识,以帮助青年学者尽快进入有关领域。这样做,使学术会议的效果更为显著。

二十年来,以国内学者为主的学术研讨会也举办了350次之多。共有25,500人次参加,出版国内学术文集168集。现在每年仍举办20多次。其中2004年年度(2003年10月-2004年9月)举办了31次。组织会议的指导思想是跟国际研讨会一致的。报告的内容要前沿、系统、深入;讨论要充分;会议的时间的长短随内容而定。

与国际学术研讨会一样,只有选好研讨会的主题,才能使研讨会开的好。“中心”为此特聘请国内物理和其他学科的有成就的科学家和活跃在第一线的中年科学家组成学术顾问委员会。目前共有32位委员,其中院士18人。顾问委员会每年开两次会,对所要举办的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提出建议,以保证所选择的主题恰当,也就要是该学科的前沿以及国民经济的有关重大问题(例如环境、能源、水资源等)。

为了给国内学者创造一个交流、讨论、相互启发、十分宽松的良好学术环境,会议均安排有充分的报告及讨论时间。对于理论方面的一些专题,还采用了时间较长(一个月以上)的工作月的方式。参加者在工作月里,通过“报告——讨论——相互启发——工作——报告”的循环过程,以达到更加有效的目的。另外,导师可以带自己的研究生、博士后参加工作月,对受启发所产生的新题目,可以立即利用“中心”的计算机进行研究,初步结果就可立即在会上报告,进行讨论。

    国内学术研讨会选定专题后,由“中心”邀请在第一线工作的专家主持组织。组织者负责确定会议的详细内容,确定报告人。研讨会向全国开放,不收会议费。受到邀请的参加者,“中心”还提供往返路费和免费住宿。会议之后,会议文集能迅速出版,免费赠送所有参加者和有关单位。

“中心”的学术活动涉及面是比较广泛的。

凝聚态物理方面,有玻色·爱因斯坦凝聚,量子Hall效应,准晶,表面物理,复杂流体,介观系统,量子线和量子点, 高温超导和C60, 低维凝聚态物理, 强关联系统等专题。

粒子与场论方面,有暗物质,暗能量,τ粲物理,超高能粒子物理,重离子碰撞物理,宇宙线,宇宙学,格点规范理论,场论,弦,量子重力等专题。

光学、激光方面,有超快现象,强场激光物理,近场光学等专题。

新技术方面,有超级平行计算机,纳米技术,神经网络,生物芯片,清洁核裂变能源等专题。

人文方面,有科学与艺术,科学史,考古等专题。

环境科学方面,有环境与发展,中国水资源,草地经济等专题。还有天文、生物学、经济学方面的问题和覆盖物理、生物、经济等多个学科的复杂性问题等,不一一列举。

“中心”的学术活动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要努力做到“雪中送炭”。对于国内还没有举办过讨论会的那些前沿性的重大课题,我们总是优先考虑。

有些专题,例如中国科学家与国外科学家协同进行的粲物理研究课题,由于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能区适当、运转性能良好,在国际粲物理研究方面已经占有领先的地位,我们就每年都举办有关粲物理理论、实验和数据处理等的系列研讨会。到目前为止,已办了20次,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以后仍将继续办下去。

鉴于环境问题日显突出,“中心” 还举办了环境科学方面的研讨会。早在1990年,就举办了关于地球危机的研讨会。1994年举办了《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环境与发展》研讨会。宋健等领导同志在该会上作了报告,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109篇,讨论了中国生态环境、经济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反映了科技界对未来中国环境与发展的极大关注。会议围绕着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各种学术观点得到充分展现,提出了多项有价值的建议,上报国务院和有关部门,供他们参考。

“中心”还举办过《中国水资源持续开发利用研究》,《中国酸雨及其控制》,《荒漠化防治,黄河断流和北方缺水问题》,《中国草地的经济效益》等有关中国环境重大问题的研讨会。

“中心”也很关心能源问题,1996年举办的《加速器驱动核裂变能源》研讨会,内容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加速器驱动的核裂变能源,另一部分是用激光压缩点火的核聚变能源。利用核能源是我国今后能源的重要方向之一。如何减少和消除核裂变后产生的放射性物质发展所谓清洁核能源,是当今全世界面临的非常重大的问题。我国在这一方面如果能够走在世界前列,不但有利于我国在将来大量利用核能来缓解能源危机,也能为全人类造福。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举办的这次研讨会得到了广大学者的关注,朱光亚、王淦昌、于敏、胡仁宇、贺贤土、王乃彦、何祚庥、李家明、方守贤等十一位院士参加了会议。王淦昌院士还在会上报告了他关于清洁核能源的设想。趁便提一下,就这一问题,“中心”举办了两届学术研讨会,后来原子能院对此问题很有兴趣,研讨会由他们继续举办。

1998年,中国计划在上海建设同步辐射光源,对于这一计划,我是十分赞成的。较大规模的同步辐射光源计划,是祖国欣欣向上的各种应用科技发展的需要。上海是我的故乡,我也很希望上海能成为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高新科技基地之一。

但是,我觉得,要完成这一建设计划,首先要为这项计划培养必需的人才。通过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中国虽然已成长了一批第一流的精通加速器和同步辐射技术的人才,但为了建造新加速器,开展同步辐射技术的应用,需要更多的年轻人才。所以我觉得“中心”有必要在这一方面做贡献。于是,1998年“中心”决定与美国加速器学校(USPAS)联合在北京举办“1998中国加速器物理学校”(CAPS98)。从美国、欧洲聘请了30位国际著名的加速器物理和技术专家和两位中国加速器物理专家作为教师。在我的建议下,这些专家都不拿中国的薪金,“中心”只为他们提供部分旅费。参加学习的学员来自全国有关大学和研究所,共118人,其中博士35人,硕士23人,研究生33人,学士23人。学校对学员不收学费,并提供食宿和往返旅费。

中国加速器物理学校的训练是全面性的。开始两周,全体学员上《加速器引论》课,打好基础。接着两周是14门专题课,每位学员可选择两门。每天,老师们和学员们自清晨工作到深夜。这样高科技、高水平、高热情、世界性的学校很可能至今还是仅有的。

     “中心”所办的这一学校,为同步辐射光源建设上培养了大批人才,得到了各方面,尤其是中科院和上海市政府的好评,路甬祥院长和上海市科委在积极评价的同时,在经费上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回顾二十年来“中心”举办的历次学术研讨会,在为促進祖国的科技发展上起到了一定作用,为此我感到非常高兴。二十年来祖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二十年前,有些单位甚至缺少经费来举办学术研讨会,今天的情况已经大大不同了。大家都很重视学术交流,而且也有经费来举办会议。现在,我经常在学校和研究所,看到有大量学术会议海报张贴出来,学术课题前沿而重要,报告人有很多都是国际知名学者,显示出学术活动一片繁荣的景象。而且,海报一改过去死板的面孔,都有很高的艺术水平,这或许是受到“中心”制作的学术会议海报的影响(后面还会谈到)。为此,我感到十分欣慰。

1989年下半年,当时,中国暂时处在一种特殊的国际环境之中,由于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使得中国对外学术交流产生了困难。“中心”面对这一特殊的情势,丝毫没有放松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为了克服暂时的困难,减少国家基础科学研究所受到的影响,必须设法维持并加强国内学术界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为此我设想,可以通过邀请海外中国学者特别是年轻有成就的学者回来做报告或短期工作的方法,解决这一问题。我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海外青年学者归国访问计划”这一倡议。于是我向国家计委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提出了实施“海外青年学者归国访问计划”的建议。具体说,这个计划的办法就是将中国在海外学有成就的青年学者邀请回国,进行几个星期的学术访问。一方面,请他们将国外最新的科技发展和他们本人的成就,介绍给国内学者,直接帮助国内研究生和博士后以及有关学者了解国际前沿研究工作的情况;由于这些优秀青年学者中相当一部分将成为下一代世界科技界的领袖,吸引他们为祖国效力,对我国科学技术未来的发展将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当时我们采取了各种措施,确保他们来去自由,通过他们回来的切身观察,了解国内的真实情况,把他们的亲身见闻告诉国外的同事、朋友。对当时打破国外对国内的种种误解了起了很好的作用。

“海外青年学者归国访问计划”的实施是与“中心”组织的国内、国际学术活动结合在一起的。海外青年学者由“中心”的学术顾问委员推荐,或者由学术研讨会的组织者推荐。由我亲自主持选拔小组,认真从众多的后选人中挑选出合适的人选。“中心”要求这些青年学者在学术研讨会、工作月上作几次(至少为三次)学术报告,系统介绍本人研究领域的基础状况、已取得的成果、尚未解决的问题和可能的发展方向;还组织他们和国内研究生、博士后进行座谈、讨论,并参观国内实验室。这样他们不仅传播了知识,还与国内的科技人员建立了联系,促进了交流,使国内的研究人员可以及时获得国外科学前沿发展的信息。当然,在执行这项计划的时候,特别在它的初期,1990年上半年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和风险的。譬如,1990年我邀请一位在美国的中国年青学者回国讲学,就担心他返回美国会发生困难。事先,我已就此事与国家领导人达成谅解,允许该学者会后返美。届时,我们也采取了特别措施,送他出境。这些困难,没能阻止“中心”的努力,促进与国际上的交流一直是我们致力的目的之一。

“海外青年学者归国访问划”在国家计委的大力支持下,从1990年夏开始延续至今,共接待了211人次,取得了预期的成果。凡是有归国青年学者参加的学术研讨会,与会者对他们都有很高的评价,认为他们都能很好地介绍国外最新的科研成果,对国内有很大的帮助。例如对《量子点和量子线研讨会》,黄昆院士就评价说:“几位归国青年学者对介绍国际发展情况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他们的报告内容丰富、充实。他们作了极大努力,不辞辛苦。”这也充分地说明,这一计划的实施是十分及时和成功的。

这里,我还想简单地谈一下当年“中心”在设立计算机设备方面的情况。在1986年“中心”成立时,国内大学和研究所的计算机条件很不理想,研究工作受其限制进展困难。我便请“中心”与世界实验室协商并签订协议,由世界实验室出资购买大型计算机等中国当时尚不能提供的设备。1988年,由世界实验室出资订购了DEC公司当时新推出的VAX 8550机及其附属设备。1989年中,VAX 8550安装完毕,交付使用。1990年为了扩大计算和图像处理能力,又购买了两台工作站(DEC 3100和VAX 3520),世界实验室为这些计算机设施总共资助了69.8万美元。

    建设好的“中心”的计算机设施无偿向全国科技人员开放,只要是用于研究、教学工作,都可免费使用。由于计算机先进,而且又免费受到了广大研究人员和研究生的欢迎。从1989年开始,“中心”计算机的用户曾高达120多人。用过这一计算机的人到1996年年底累计有300多人。VAX8550的CPU的利用率高达90%以上,是当时国内利用率最高的计算机之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家科研和教育机构的计算机设备逐渐增加,“中心”的这一项活动现在已经停止。但是,使我高兴的是,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中心”的计算机,急国人之所急,为促进中国的科研工作做出了贡献。

在1986年时,还有一个问题使我煞费思考,就是如何在可能的范围里,使从事基础科研的中国学者的个人经济状况略加改善。当时,他们面对的不仅是较差的工作条件,个人经济收入也很低,这使他们很难安心在国内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不少人都想出国工作。这对当时已经十分落后的中国基础科研很是不利。譬如,当时一位一级教授的月工资仅有360元。而担任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的中年科学家的全部工薪收入每月大约仅为235元左右,约合78美元。但是,限于当时国家的经济状况,这个问题一时难于全面改善。我想,是否也可通过世界实验室所提供的资助,在有限的范围里来解决这个问题。于是,我设想通过“中心”聘请国内有成就的中青年研究人员的办法,给他们以经济上的资助,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为此,我设计了一套办法,即在“中心”下的四个“分中心”,聘请一批特别研究成员和一般研究成员,发给他们相当数量的美元做资助。这两种成员都需经过由我主持的评选委员会的认真评定,都应该是在该学术领域里有成就的科技人员,在担任成员期间,要留在国内工作。

这样,从1986至1989年分三届聘请了一批研究成员。三届共聘请了特别成员56人,一般成员72人。其中包括了像黄昆那样的知名科学家。一般成员一年可获得来自世界实验室的科研资助金4000美元,其中3000美元可以由自己支配;特别成员一年获得6000美元的科研资助金,其中5000美元可以由自己支配。这样的资助,非但改善了研究成员的工作条件,对他们困窘的生活状况也大有补益。后来,这些成员中有人回忆说,当年他们“脱贫”靠的就是来自“中心”的资助,家里的电冰箱、洗衣机等设备都是依靠“中心”的资助添置的。得到资助,他们家庭的生活水平有显著的提高,个人营养状况大加改善,工作精力旺盛,工作成绩越升。我对能给这些研究人员以“雪中送炭“式的帮助,感到无限的欣慰。

1989年后,这样的资助中断了,国内科研人员的经济状况由于国家的发展已经有了极大的提高。但是,我认为,经常性的鼓励仍然需要。于是,“中心”又建立了一项协联成员的办法,鼓励科学家们参加国际竞争。凡在“中心”规定的国际一流杂志上发表过文章,而又在国内工作的理论物理学者,均可申请成为“中心”的协联成员。协联成员的任期为2年,可以连任。“中心”鼓励协联成员和分中心的研究成员将其在国内做出的研究成果送到国际著名杂志或国际重要会议上发表,参加国际竞争和交流。凡成员在“中心”指定的国际杂志及国际会议上发表的理论物理论文,其内容主要是在国内做的,可获得“中心”的奖励。这项办法大大提高了协联成员工作的积极性。上面已经提到,截止到目前,协联成员在国际一流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已达3991篇,这一数量是十分可观的。

“中心”在从事上述主要工作的同时,在我的倡议下,还开展了有关科学和艺术关系的探讨。我虽然是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但我一直对艺术情有独钟,特别是对绘画艺术更为偏爱。我一直认为,科学和艺术虽属不同文化领域,但有共通的一面。因为艺术和科学的共同基础都是人类的创造力。它们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它们都源于人类活动的最高部分,都具有自己的深刻性、普遍性和永恒性。艺术和科学事实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于是,在“中心”从事科研活动的同时,我便注意推进科学家和艺术家间的交流与沟通。途径之一是请艺术家作画来表达某个科学含义。但是,在艺术家介入之前,我个人先做了尝试,设计了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题画,初试成功,证明绘画艺术也可以表示科学内容。随后我便我邀请我国多位著名画家为国际学术研讨会作画,作为该次研讨会的主题标志。在创作这些画的时候,总是由我和画家们先进行交流,使他们了解某个科学主题的含义,甚或由我先勾勒出艺术形象的草图,再由画家们进行艺术创作,最后完成一幅主题画。这些艺术和科学结合的佳作,无论在艺术上和科学的含义上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堪称双料的创新之作,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兴趣,给予极高的评价。后来我把这些佳作编辑成册,以《科学和艺术》为名出版发行,供大家鉴赏、珍藏。“中心”还分别与炎黄艺术馆和《科技日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等一起组织了以“科学和艺术”为主题的研讨会和大型展览会,推动了科学和艺术的结合,引起了科学界和艺术界、新闻界、出版界的极大兴趣和关注。

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是一个民间的、国际合作学术机构,除我以外,仅有8位工作人员,工作任务很重,但工作效率很高。由于他们的一致努力,“中心”的各项任务得以出色地完成,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最重要的是在国内创造了一个不受任何行政和学术流派干预和影响,各种学术观点得到充分展现,十分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帮助国内一些学科得到了发展。得到了世界实验室和国内外各界的高度评价。中科院院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路甬祥先生说:“中国高等科技中心活动十分活跃,推动各学术前沿交叉起了积极作用”。

二十年来,我在“中心”的工作和建设上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但看到“中心”能在促进国家科学研究上起到一定的做用,自己的一些设想均能得以实现,内心的欣慰无法用言语形容。

在新世纪之初,回顾“中心”二十年来的工作历程,感到它未来的任务仍很繁重。新的世纪,祖国将有更大的发展,将面临更大的挑战。争取发展,战胜挑战,发展基础科学仍然首当其冲。基础科学是创新之源,这一事实,已为大家所认清。国家的科技政策也明确地把发展基础科学放在重要位置。作为以推动基础科学研究发展为任务的“中心”,必须在这一方面有所作为,有所创新,有新的贡献。鉴于“中心”的特殊情况,它的任务恐怕应集中在获取国际最新、最重要的科研信息和促进年轻的尖端基础科研人才培养两大方面。为此,我们要在这两方面做出新的努力。目前,“中心”正在总结过去工作的基础上,制定下一个十年的工作规划,相信它能在新的世纪,在各有关方面的支持下,为国家基础科研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2005125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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